互聯網促進民主化了嗎？
互聯網促進民主化了嗎？
云也退
德國大作家君特·格拉斯今年85歲了，不再出新書，但偶爾還會露下臉。有一次，他的重孫給他展示自己的facebook界面，告訴他：“我有五萬個關注者。”“五萬個？”格拉斯說，“那你一個朋友都沒有。”
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活到今天仍然意志清醒，可能是件不幸的事。該怎么才能讓格拉斯相信，他所捍 衛的那套價值體系早就崩坼了，在網絡社交平臺上，你可以一個熟識的“朋友”都沒有，卻有一群你完全不認識的人在不停地抬高一些數值，這些數值讓人的自我感 覺非常良好，再也不理會那些“離了wifi你什么都不是”的警誡。我們知道除非世界末日，否則，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里，我們不可能再活在一個沒有互聯 網的世界里，就像人發明了熟食之后，就再也不會倒退回去吃生肉一樣。
老人們完全理解不了這些。我清楚地記得我爺爺指著我的筆記本電腦告訴奶奶“喏，這就是電腦”時我奶奶的 樣子，好像僅僅在昨天，她還不敢隨便碰電話線，唯恐不慎觸電，今天就得看著屏幕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和跳來跳去的顏色莫名所以。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，中國似 乎不再有不識26個英文字母的人了，或者說，不識字母的人完全消失在了我們的視野之外。老一代經歷過熱戰和冷戰，憑著著書立說成為精英的文化人，無法想象 互聯網將話語權碎散下放到如此程度，每個坐在電腦前面的人都可以追求和爭奪之。
有許多反思互聯網的新書紛紛出爐，其中一類就是隨著格拉斯們的傳統公知思路而來的，批評互聯網制造了喧 囂的幻象，實際上讓人更加孤獨，更無法與真實生活里的人交流。這類論調，即使有大量數據支撐，看多了也嫌膩味，討論這些話題的人，總有種散不去的、酸酸的 鄉愁味道。我們已經認識到，互聯網帶來的問題，只能由互聯網自己來解決，無數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在制造新的“玩法”，其中就包括旨在驅散網絡幽閉癥、加強線 下交流等種種新應用。它們隨著人的口碑流傳，也許在一兩周內，你的腦子里就植入了某個新名稱，或者英文字母縮寫。然后你再拿著它去跟更多的人交流。然后， “互聯網加深了人的孤獨感”的危言便不攻自破。
仍然有一批人堅持站在反互聯網的第一線上，比如美國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的教授馬克·鮑爾萊因，他的《最 愚蠢的一代》臚列了互聯網的種種原罪：膚淺學習、厭惡學習、讀圖時代、文化斗士的喪失、精神導師之不存，等等，然而，這些觀點在互聯網問世的早期或能讓人 點頭稱是，Web2.0時代可是連一星半點的悲壯都容不下的，它是個真正的“小時代”，縱橫捭闔讓位于垂直深耕的時代。也許有很多人在亞馬遜網站上淺淺地 預覽他的書，看后邊的評論，然后斷言作者是個前網絡時代的“文化遺老”，這就行了。
可以拿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社會做個類比：很可能，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的人們趕上了創造新的可能的最佳機會， 那時，飽受戰爭摧殘的人，以及那些從殖民時期擺脫出來的二三線新民族，擁有足夠的理由去否定資本主義的合理性。而左派運動漸漸變質、褪色、喪失人心，之后 的變革，不論是激進的還是漸進的，就完全成了資本主義內部的微調，很難再有人去質疑它該不該存在�，F在的互聯網早已立于不敗之地，走到任何一個地方，空氣 中都能呼吸到wifi的味道。只要有一臺能上網的設備，其余都是次要的。
在互聯網早期精英的設想中，“民主化”是互聯網可能貢獻給世界的最大的財富，而“民主化”這三個字也對 在“大時代”里活得太久的人構成了最強的吸引力。“我們被告知，電腦鍵盤比秘密警察強大：獨裁政權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臺，互聯網激發爭取民主的吶喊”， 互聯網研究專家詹姆斯·柯蘭寫道。他接著分析說，這個期待日后的落空，是因為人們發現，一方面威權主義政權控制互聯網的能力要超出自己的預料，另一方面， 互聯網的作用，也因為它不斷制造的新鮮感而被人無止境地夸大了。
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過去后，“占領華爾街”和“阿拉伯之春”分別展示了互聯網的民主力量，運動的積極 分子們通過網絡彼此串聯，約定時間和地點，傳播動態，互相打氣。但是，“占領華爾街”有手段混淆目的之嫌，舉著“99%”牌子的人輕輕松松地就“被看見” 了，這種抗議的表演性讓人質疑他們的真誠。至于阿拉伯之春，柯蘭認為，他們的“起義有深層的原因，早就有抗議的預兆，只不過多半被西方忽視了。不過新媒體 的出現，尤其手機、互聯網和泛阿拉伯的衛星電視有助于異見的積累，加速了抗議活動的實際組織過程……它至少加強了起義者的力量。”
不管民主化進程是否真的大大受益，對于那些尚存傳統“改變世界”理念的人而言，互聯網絕對會讓他們絕 望。因為我們事事處處都離不了它，依賴它，迷戀它，如約迪·迪恩所說，“新媒體產生了一種霸權話語，這種話語的基礎是多樣性和多元性的邏輯、自主性、信息 的獲取和參與，其結果自然是更多元的社會和更高漲的民主”——看上去是好事，但迪恩旋即又指出，與新媒體的開放性相伴隨的，是“全球范圍內極端的公司化、 金融化和私有化。”當你在媒體上一次次讀到，某人創業成功，目前他創立的品牌“被估值為某某億美元”時，你會不會產生一種“世界已完全被金錢標準所主宰” 的感覺？
另一位專家諾瓦爾點到了要害：我們只看重在互聯網的新政治框架下“原則上人人都能發聲”，但是，我們 “卻不注意那種框架的結構，也不注意個人如何在其中被人看見。”不談作為“例外”的政府管制，facebook對一切人開放，youtobe對一切人開 放，google對一切人開放，原則上說，一切人都能被看到、被聽到，但這就是“民主化”了嗎？也許少數一言九鼎的人物被拉下了神壇，包括原本在公共話語 里呼風喚雨的傳統媒體，但是人們已經發現，新生的所謂新媒體盡管失去了大部分主導輿論的功能，卻更加緊密地將自己的利益同政商巨頭捆綁在了一起，在后者面 前，不服從、不馴順的網民都變成了可笑的“嘴炮黨”。
格拉斯對他兒子的兒子的兒子說，你在網上沒有一個朋友；他也可以對那些抗議者說，你們說了很多，展示了 很多，賺足了點擊率，但這些都跟名副其實的抵抗相去甚遠。好在，現在還有人談論這些，未來最大的危險是，我們將聽不到任何這類針對“框架”的反思之聲，每 個人都只能想到依托現有的框架“成就自己”，從網絡制造的無限的機會之海中刮取一層金燦燦的粉末�；ヂ摼W以及新興電子產品在知識界的推動者，從尼葛洛龐帝 到凱文·凱利，似乎都有意避開了這個棘手的話題，更很少去談網絡之外、在現實中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公。如果我們想盡量推遲危險變成現實的進度，那么，就去讀 讀《互聯網的誤讀》這本書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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